​德云社的“痞气”从何而来

德云社的“痞气”从何而来

最近，德云社与郭德纲再度站上热搜之巅，但这次不是因为某个相声作品的爆火，而且自己的小舅子王俣钦锒铛入狱，行将接受法律的正义审判。

据报道王俣钦是因为涉嫌强奸而被批捕，强奸罪可以说是最下作的犯罪，甚至被很多犯罪者本身所不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又是德云社？根据现代法律的规制要求，人们的行为底限就是法的要求，除此之外皆是道德应评价的范畴，德云社所呈现出来这股气势，归纳而言就是一种“痞气”，只不过披上了传统曲艺的外衣，看似文艺隆重，但拂去面纱，其所作所为的惊艳指数远超过一般的人，“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做”已经成为了德云社博眼球、赚大钱的行事特征，从对同行的不尊重逐渐升级为对社会秩序的蔑视，有些段子可以理解为笑话，但是否真的应当理解为笑话呢？

一个小孩子从小人见人爱、能说会道，成年后竟成为了小痞子，有一天因犯罪锒铛入狱，看似可惜，但深究起来，宗族、家庭、传统，深圳邻居，全都脱不了干系，德云社出现今日的局面，形同此理，不可不察。

相声的文化基因自带“痞气”。中国的传统相声表演最早出现在北京天桥一带，天桥本身是民间杂耍艺人卖艺求生之所。清朝末年，相声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北京形成了以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为代表的三个相声流派，他们广收门徒,扩大了相声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早期的相声本身出身低微，不入主流，自带浓重的江湖气息，俨然是有文化的“丐帮”的化身，插科打诨、耍嘴皮子成为这个群体的标签，“痞气”是整个群体文化的突出代表。

当时受限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制约，普通大众的综合素质不高，对这种痞气 还能产生理解与共鸣，并享受之，相声各流派之间也保持了应有的尊重，各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为了约束这种痞气，各流派的泰斗大拿开始定规矩、制规则，对传统的相声文化进行扬弃改良，尤其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劳苦大众开始觉醒，对传统文化不再一味盲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革命性促使人们追求更加高雅，此时的相声从业者紧随潮流，从社会主义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注重创作与沉淀，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赞颂美好生活，抨击社会丑恶，“痞气”得到了约束，相声表演人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德云社所属行业基因中自带“痞气”，但彼时的“痞气”已经被改造，受到了合理的压制，而德云社的起步兴盛得益于“痞气”，出现今日之怪现象也因“痞气”。德云社曾经遭遇命运的不公，对同行的斥责乃是疗伤的最佳手段，对同行的斥责看似是针对人的、针对体制的，但实质是对相声自律秩序的一种唾弃，固有的自律秩序虽然从效益、效率的角度阻滞了相声经济的市场化、规模化，但并未改变这门技艺的底色，使得相声创造与表演如同绵柔的酱香白酒一样，虽发酵缓慢，但品质远胜于快速成品的啤酒。

德云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怼天怼天，气吞山河，将“痞气”的牢笼骤然解开，将一切当作笑料，为了搞笑不择手段，并美其名曰“为艺术献身”，对人伦底线一次又一次的触碰却不受任何的责难与处罚，久而久之，无异于推波助澜，使德云社的“痞气”更加肆无忌惮，从这个角度看，广大的德云社听众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对审美的无底限追逐何尝不是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打人、强奸、猥亵诸如此类“小流氓”的标签在德云社身上纷至沓来，德云社不可能不知道，偶尔的一次可理解为个别人员的行为不端，如果频繁出现，人们定要联想到成员所属组织的问题。相声历经数十年改造已回归大众主流文化视野的形象在德云社出现了倒退，从姜昆、冯巩、李金斗等人身完全看不到任何迹象的一些文化标签，在德云社部分成员人身却“熠熠生辉”，当前的德云社将“恶”控制好比宣扬“善”显得更为紧迫、紧急、紧要。